今天我们来厘清一个常见的误解:“隆庆开关是华夏错失大航海时代的绝响”。
这句话被很多人理解为,1567年明穆宗解除海禁,开放月港,数亿两白银流入,这本来是明朝建立殖民帝国、催生工业革命的起点,很可惜因为儒家保守或者体制僵化而停止了。
实际上,这种理解是错误的。
“明朝没有转型”这个结论没有错,只是这个逻辑因果关系不应该这样理解。
这里要提到那个著名的历史假设:
1567年隆庆开关,漳州瓷器风靡全球,为什么明朝既没有建立殖民帝国,也没有搞出工业革命?
借着这个话题,今天我们讨论下大航海时代的根本逻辑——
要问这有什么意义,通过这段历史的回顾,我们可以理解国家定位与经济动力之间的深层关系。
展开剩余86%这是不是就有现实意义了?
在华夏历史上,隆庆开关的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,但它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,成为华夏版大航海的开端。
本文,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细节,看看这个“只做生意不扩张”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,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,让明朝看起来像是完美的“错过”了所有转型的机会。
首先要来解释这个问题:
为什么明朝——乃至于当时的中国商人,压根就不想去搞什么“大航海”?
——这里的“大航海”,还是得先厘清概念:
是指像欧洲人那样,开着船满世界找新大陆、找殖民地;而不是指在南洋做做生意。
首先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。
做“坐商”还是做“行商”?
在这个问题上,当时明朝人看到的贸易图景,和欧洲人看到的截然不同。
欧洲人看到的是什么?
是陆路被奥斯曼土耳其阻断,是家里缺香料、缺丝绸、缺瓷器,如果不去大海上拼命找路,日子就没法过了。所以他们是被迫“走出去”的买方。
而明朝人看到的是什么?
是全世界的银子都在往中国流。西班牙人跨越半个地球,把美洲的白银运到马尼拉;
日本人拼命挖矿,把白银运到长崎。他们千里迢迢赶来,就是为了买中国的丝绸和瓷器。
也就是说,在当时的全球贸易体系里,明朝是处于绝对优势的“卖方”市场。
既然客人都排着队把钱送到家门口了,你为什么要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去万里之外送货?
这就像你开了一个店,全世界的采购商都挤在你门口求着你卖货,你还会关了店门,背着货去大洋彼岸摆地摊吗?
所以,无论后人对于“大明海权”的幻想有多么宏大,你都可以准确地意识到,当时的中国商人做出了最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:
做个舒服的“坐商”,而不是苦哈哈的“行商”。
而除此之外,还有现实层面的考虑,这也是明朝没能“转型”的重要原因——在这个层面,当时的局势最起码有三个方面的死结:
首先是航路逻辑。
在这个问题上,有一条被称为“银丝对流”的黄金航路。
这条生意可谓一本万利:
从印度果阿出发,把白银运到澳门,买走丝绸再去日本长崎,用丝绸换日本的白银,再回中国进货……
这一圈转下来,基本只要干一趟,这辈子就可以躺平了。
注意到了吗?这条利润最高的航线,基本就在中国家门口打转。
如果你非要像哥伦布一样往远处跑,往欧洲跑,最大的问题是——回程你拉什么?
当时的欧洲有什么东西是明朝人非买不可的吗?书籍?那是宗教书。奢侈品?欧洲也没啥像样的。
军火?或许有点用,但也没必要跑那么远,印度就能买到。
除了白银,外部世界几乎没有能满足明朝的大宗商品。而白银,人家已经主动送上门了。
其次是组织难题。
大航海是需要组织的,尤其是海军。
欧洲的大航海,背后往往有国家力量或者强大的武装商船集团(如东印度公司)在支撑。它是抢地、抢矿、搞殖民。
而中国这边呢?隆庆开关只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,收点税,甚至是为了缓解沿海的走私压力。朝廷从头到尾就没想过要支持谁去海外“搞事情”。
即便民间发展出了像郑芝龙、郑成功这样的海上武装集团,他们的结局是什么?要么被招安,要么被剿灭。
在陆权占绝对主导的政治生态下,一支拥有独立财政来源、不受中央财政控制的海军力量,是朝廷最忌惮的。
哪怕你能在海外打下一片天,比如在南洋建立据点,在朝廷眼里,财税行业交流群你大概率也不是什么“开拓功臣”,而是“化外弃民”,甚至直接就是“海盗”。
最后是工业化的前置条件。
很多人纳闷,那么多白银流入,为什么没催生出工业革命?
这里有一个很扎心的对比。
18世纪,英国人发明了纺纱机,是因为他们的人力太贵了,不搞机器干不过印度人。而在明朝,劳动力极其廉价。
有数据推算,当时英国纺纱工的成本远高于中国。
在万历年间,中国土纱的成本低得可怕。
在这种情况下,你是老板,你会花大价钱去搞什么蒸汽机研发,还是多雇几个廉价女工?
这就是所谓的“高水平陷阱”。
老百姓穷得只能买得起最便宜的土布,劳动力又多又便宜,资本家根本没有动力去搞技术升级。
而且,流入的白银大部分要么被埋在地下成了死物,要么在流通中引发了通货膨胀,并没有转化为工业资本。
看过这几个方面的分析以后,你是不是也觉得“只做生意不扩张”其实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?
然而,这种模式虽然在当时赚得盆满钵满,却埋下了巨大的隐患。
就像磁铁的两极,我们不能只看白银流入的繁荣,不看它背后的虚弱。
当西方国家通过“抢劫式”的贸易积累了原始资本,并因为市场竞争压力逼出了技术革命时,明朝却在“天朝物产丰盈”的幻觉中,继续着内卷。
这才是明朝未能转型的根源。
它不是因为不够聪明,反而是因为在当时的规则下,它太“聪明”了,选择了最舒服、风险最小的那条路。
最后再说回隆庆开关。
隆庆开关本身,其实改变不了什么。它只是把原本地下的走私贸易,搬到了台面上来收点税。
很多时候,那些看起来能改变国运的大事件,最后都会以一种惯性的方式,悄悄收场。
古今皆然。
番外我们的 说书时间
在正文中,我们提到了“银丝对流”的暴利,但实际上,这种暴利背后是无数海商的血泪。
既然提到了海商,就不得不提那个叫汪直的人。
在隆庆开关之前,嘉靖年间,海禁森严。汪直本来是想做生意的,他甚至还在日本建立了据点,自称“徽王”。
他一直幻想着能通过“招安”的方式,让朝廷开放海禁,让他正大光明地做生意。为此,他甚至主动帮朝廷剿灭其他海盗,以此来纳投名状。
当时的封疆大吏胡宗宪也确实动了心,想以此平定海疆。
但结果呢?
嘉靖三十七年,汪直轻信了官员的承诺,回国请求开关互市。结果,巡按王本固是个死脑筋(或者说是为了抢功),直接把汪直给诱捕了。
汪直在杭州被斩首时,曾留下一句预言:“死吾一人,恐苦两浙百姓。”
果然,汪直死后,原本有组织的海商集团瞬间瓦解,变成了失去约束的真·倭寇,东南沿海大乱,百姓流离失所。
直到多年后,隆庆皇帝才不得不解除海禁,承认了汪直当年想要做的事情。
但这迟来的“开关”,对于中国海商力量的打击已经是毁灭性的了。
从此以后,中国失去了培育本土大型武装海商集团的土壤。海上的话语权,逐渐被后来的葡萄牙人、荷兰人、英国人接管。
你看,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。你想帮国家赚钱,国家却只想还要你的命。
所以,别再问为什么明朝人不去美洲了。
能活着去趟长崎美乐蒂,就已经是用命在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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